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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诡异的冠型饰 4(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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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杭州古玩专家宋翰林突然打电话来,要李安浦代他去看一件东西。他说自己要为文物杂志写一篇文章,交稿的时间实在太紧,一时赶不过来。请李安浦无论如何帮帮忙。

宋翰林大半生从事文博工作,担任过博物馆副馆长,后来当了文物商店副总经理,经营上很有一套。退休以后,精力不减当年,依然热衷于搞经营、玩收藏、做研究,尤其熟悉各类良渚玉器,写了不少文章,在文博圈子里很有些影响。李安浦跟他是老相识了,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在心目中却始终把他作为老师,对他十分尊重。宋翰林委托的事,自然是不能推辞的。

前些时候,他和几位收藏家创办了一家远古文化博物馆,陈列的史前文物中,不仅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还有十分罕见的异型器——从未见诸书刊、难以名状的骨器、玉器。

异形器上也有原始刻划字符。

那些原始刻划字符,大多由简单的短线段、弧线通过并列、垂直、交叉等组成不同的形状。如果说陶符的刻划部位,几乎都在黑皮陶罐的沿口或罐身,而异形器上的刻符则出现在动物胛骨上、石器上,甚或出现在玉器上。有些刻符还与良渚时期最典型的人兽纹同时出现。他们发现了十几件器物上有“台地立鸟”图案,这种图案只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件玉璧上见过。由于尚在草始阶段,更多的一时还难以破译,但已有一些刻符能看出人、鸟、兽的象形,辨认出水川字。

究竟是真是伪?究竟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一切尚在探索之中,过早地下结论于事无补。事实上民间人士的研究各方面局限颇多。但,不管怎么样,良渚文化异形器上的刻划字符——所有关心中国文字史的人,都无法漠视这个现象。

“一句话,”李安浦爽快地说,“去哪里?”

“就在谷安市。他们会主动来找你的。”宋翰林嘱咐说:“你就在博物馆等着好了。”

“好的,没问题!”

“当然,凭你的目光看几件东西,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宋老师您过奖啦。我能跟您比吗?”

“哪里,哪里……”

果然,一多会儿,就来了一辆奥迪轿车,司机彬彬有礼地进门来,请李安浦上车,离开博物馆,在大街小巷绕了几圈,驶进了一个新建成的高档住宅区——锦绣花园门口。一路上彼此沉默,没有说任何话。李安浦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觉得有些陌生。

司机很客气地把他交给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就走了。

保安将李安浦带进一套宽敞的房子里,引入客厅,也走了。

奇怪的是房子里空无一人。

李安浦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站着。他仔细打量着四周,房子似乎刚刚装修好,摆放的古典家具精美、富丽。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摆放一张红木圆桌,桌上铺设着白色的丝绒。丝绒上有一只锦盒,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也许,宋翰林请他帮忙过眼的,就是这件东西?

李安浦耐心等待了一会,仍然不见有任何人来招呼他,心里不免觉得更奇怪。这里的主人是谁?为什么要躲起来?

他端详着锦盒,踌躇片刻,终于忍不住伸手打开盒盖。心想,我还是先把东西看了吧。

打开盒盖,一件冠形饰呈现在面前。

李安浦顿时吃了一惊。

怎么……又是冠形饰?

努力控制内心的波动,他又认真看了一次。它与自己收藏的那一件冠形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也是有纹饰的。

他默默地注视着冠形饰,又小心翼翼将它取出锦盒,拿在手里,对着光线仔细观察。玉器上的神人兽纹是古朴而精细的。但如果刻意挑剔,从未有一件东西,让他看得如此专心致志,如此神情紧张。尽管是寒意尚存的初春,他的额角上仍沁出了一层汗水。

随即,他又将冠形饰摆回原处,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咳……”

&nbssp;就在这时候,客厅的门打开了,匆匆走出来一个从没见过的中年人。他十分抱歉地向李安浦拱拱手说:

“李先生,真是对不起,连续接了两个电话,被事情耽误了,没有到门口来迎接您!”

随即,把一只厚厚的信封摆在了李安浦的手边。

李安浦瞥了一眼,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却不露声色,问:

“这冠形饰……是你的吗?”

中年人不言可否地朝冠形饰呶呶嘴,笑道:

“李先生是专家,这样的宝贝很熟悉呀。”

“工作之便,见过一些。”李安浦坦率地说,“就在最近,我至少还见过两件,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哦,难怪宋翰林先生说,只要把您请到,真伪就清楚了。能请您鉴定一下吗?”

“当然能。”李安浦点点头,“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尽管说。”

“请先说说这冠形饰的来历。”

“这……为什么呢?”

“不鉴定来历不明的东西,也算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吧。”李安浦十分自信地笑笑,说,“外面,不管是古玩市场还是私人收藏,良渚玉器越来越多,难免会有仿冒。它的出处就很重要。”

中年人淡然地摇摇头。

李安浦是个聪明人,眼睛一转,顿时省悟了:

“你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哦,看来你也不是它的主人!”

“谁是它的主人,这,你就不必多管了。”中年人委婉地说,“我们把事情办好,就够了。”

李安浦摇摇头。

“那,你就把它作为传世品来鉴定嘛。”中年人诡谲地笑笑说,“几经周折,才转到这里。它最初是在哪儿出土的,很难说得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离不开太湖流域吧!”

“嗬,你把它当作和田老玉了?”

“据我所知,传世品是有的。玩良渚古玉的,明清时期就很多,总会传下来。乾隆皇帝当年不是也很喜欢玩良渚玉器吗?还有不少流传到了海外,至今仍在欧美的博物馆……”

“这些是常识,一点也没错。不过,我还是要多一句嘴,请你转告这件玉器的主人,最好少玩这种东西。”李安浦一股劲上来了,有些执拗,说出了一句冲撞人的话,“它不是毒品,也不是枪支弹药,可是弄得不好,会影响前程的!”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也许不知道,十几年前,俞墩遗址失窃了几件出土文物,其中有玉琮,也有冠形饰。这个案件至今还没有破,有关会议上常常会提起。做我们这一行的,谁不想洁身自好呢?……”

中年人伸手阻止他继续往下说:

“谢谢你,李先生,从你的话里我已经得到了答案。这是你的报酬,拿着吧,不必客气。保安在门外等你,他会送你上出租车的!”

这下子,轮到李安浦发傻了。中年人硬塞给他一只厚厚的信封,像是一只烫手的山芋,拿也不好,丢也不好。

他暗自嘀咕,在人们的心目中,宋翰林历来是个很清高的人,埋头做学问,不屑于与商贾为伍。可今天他委托自己所做的,好像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看来,人是会变的。那,冠形饰会不会变呢?

在这里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锦绣花园的。

那只信封,记得是被不由分说地塞进了口袋。他紧紧捏住信封,手指上渗出了一层汗水,心里是别一种滋味。这钱,竟让他生出了些许犯罪感。说真的,充当专家,收一点鉴定费,这类事并不是没做过。但理智告诉他,眼前的这笔钱是怎么也不能收的,于是乘那人不注意,把信封悄悄留在了门外的鞋柜上。

假如不是这样做,今晚会失眠的。

龙大魁真的是想要弄清冠形饰的真伪。

万向金属材料厂——现在成了万向金属材料公司,在转制时甩掉了包袱,轻松了几年,最近却不太顺当,业务科接连遇到了两单退货,这给明年的生产笼上了一层阴影。龙大魁心里明白,企业转为私营,姓了龙,很多人说自己占了大便宜,其实,我只拿到一个空壳。从产品到设备都老化了啊。假如不尽快将产品更新换代,以后的日子肯定很难过。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呀。然而,至少要投入一千多万元改造设备,才能拿出慢走丝切割线新产品,战胜竞争对手。年底年初,银根愈发紧缩,银行的贷款几乎是人人争抢的唐僧肉。

在银行碰了鼻子之后,他不得不动起了冠形饰的脑筋。

事实上,这样的东西他手里还有几件。假如它们是真的,拿到拍卖会上,必然能拍个好价钱。不过,把它们作为抵押,或许可以贷到更多的款子。可是,银行岂肯轻易放贷?必须有人确定它们的真伪。

前些日子他想去请博物馆的李安浦鉴定。连汽车都发动了,突然改变了主意。冠形饰是出土文物,听说博物馆库房里突然意外地多出了一件,弄得草木皆兵。拿到博物馆去,等于抓一把虱子往头发里放。若是有人问你,这宝贝从哪里得来的?盘根究底,牵丝攀藤,你怎么回答?弄得不巧,还会套上一顶走私文物罪的帽子。再说,李安浦眼下的处境并不好,他愿意帮你作鉴定吗?

他随即改变主意,先去找阿陶试试。

谁知,热面孔碰到了冷屁股。

凭心而论,当初把那些年纪偏大的工人请出金属材料厂,确实有些绝情。然而不这样做,又怎么甩掉沉重的包袱?金属材料厂不就是因为吃大锅饭,才运转不下去的吗?俗话说,量小无君子,无毒不丈夫。龙大魁不喜欢优柔寡断,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决不手软。至于阿陶要不要留,曾经确实犹豫过,但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他列入了名单。一旦留下了,跟他平起平坐的人怎么办?一个人会牵扯到一批人,企业甩包袱的事情怕就做不下去了。

没想到,阿陶至今仍然记仇!

但,这也让龙大魁愈加坚信这样一个道理:经营古玩是能赚钱的。假如阿陶穷得像瘪三,他会不理睬自己吗?

龙大魁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眼睛一转,便有了新点子。

他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打给了何海,约定半个小时后在城东大道的星巴克咖啡厅见面。

何海是一个头子十分活络的房产销售商,不管是城区的小高层还是郊区的别墅,只要他插手了,就一定能炒得很热。他当然也获利丰厚,家里光宝马7系车就有两辆。最近这两年,他已经不满足于销售,开始炒地皮、做楼盘了。在老城区大刀阔斧拍下了几片地皮,名爵豪邸之类的广告做得满天世界都是。前些时候,由于资金周转困难,龙大魁曾经向他求援,何海连疙楞都没有打,就拿出了两百五十万。比银行利息高一倍,也算是蛮优惠了。

当龙大魁走进咖啡厅时,发现何海的身边坐着画家杨不二和一位容貌俊俏的陌生女孩。这女孩正轻声说着什么,跟杨不二挺亲昵,杨不二好像也很愿意听她说话。

龙大魁坐定后,试探地说:

“何董,你不是说想要收藏点东西吗?我这里有一件宝贝,想不想看看?”

“蹩脚的东西你不要拿出来,看坏了眼睛。”何海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你知道我最近在玩石头,新修的海漪园,天南海北的奇石足有几百件,光是一块灵璧石,用超长卡车从安徽运回来,走了十几天。白天公路上还不准走,他娘的!……”

“我都听说了,你哪天也该让我去海漪园开开眼界呀。不过,我的这一件,你也可以看看。”

龙大魁不露声色地将锦盒摆在了他的面前,同时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杨不二。

“哟,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好东西?”

“英雄不问出处。嘿嘿,这宝贝有点意思吧!”

杨不二在一旁看着冠形饰,也露出赞许的神色。

何海屏住呼吸,仔细打量着冠形饰,不由有些心动:

“你——真的想出手?”

大魁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最近资金短缺,”何海沉吟道,“金行长倒是答应给我两千万,不过是口头上的,恐怕还要攻攻关才行……”

大魁说:“他懂不懂古玩?”

&nbspp;“怎么不懂?家里的博古架上,光明清官窑瓷器就有好几件。上个月,有个古玩商上门找他,想收购一件青花梅瓶。谁知他说那梅瓶是景德镇后仿的,根本不值什么钱,让古玩商碰了个软钉子。老克勒,事先把所有的瓷器都换下了,厉害呀!”

“这冠形饰,你觉得怎么样?”

“要把它变成钱,没那么容易吧。不二,你说对不?”见杨不二未置可否,何海继续说,“看看成色还挺不错,可是现在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假,连老娘也可能不是真的呢!”

“何董,你是行家,我能把假东西拿出来骗你吗?这冠形饰的的确确是从地下出来的,少说也该是一级文物。谁要不相信,再拿一件同样的给我看看!”

“哈哈,大魁,这又不是掼拳头卖梨膏糖,一旦被人识出是假的,万向轴承公司的门都要砸烂的!这是一块小小的玉,又不是皇帝的玉玺,谁稀罕呀!”

龙大魁急了:“那这样行不行,你只管先把它拿去,日后我们一起找个可靠的专家做鉴定。如果是真品,你贷到的款子转给我一部分;如果是赝品,那两百五十万我连本带利立刻还给你。”

“这么爽快?”何海嗬嗬笑了,“看来你真的是缺资金!嗨,今天的何海,钱的事情还是事情吗?”

“那你帮帮我呀。”

“大魁,你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老实告诉你吧,我看中的不是冠形饰,而是另外一件东西。”

“咳,我大魁有什么你看得中的东西,尽管拿走!”

“果真?”

“果真!”

“嗬,大魁你可千万不要说大话。我要的东西,你是绝对不肯轻易放手的呀。”

“是……什么?”

“地皮。”

何海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盯住大魁。

听到地皮二字,大魁顿时脸色发白。万向金属材料公司的前身金属材料厂,是一家老厂,靠近市中心,交通十分方便。厂区旁边有一片空闲的土地,那是当年缺乏资金盖厂房而搁下的,让员工种植了一片香樟苗木,早已卖了几批。转制的时候,大魁打了小算盘,加了几万元,把这片土地也拿下了。地皮是宝中之宝,即使将来工厂开不下去了,把这块地皮卖掉,也足够让所有的人养活三年五年的。

果然不出所料,这几年外来人口急剧增长,谷安城区规模越来越大,房价节节攀升。房地产成了最赚钱的行当。不少人看中了那片土地,一心想开发小高层公寓楼。沿街做商铺,售价更高。假如引进几家连锁商业品牌,那还愁什么?龙大魁不是傻瓜,很清楚那片土地有着怎样的升值空间,所以咬住牙关不肯松口。没想到,何海也在动这片土地的脑筋。也许,他觑觎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龙大魁沉思了片刻,冷冷地说:“何董,我这片土地,可是人人皆知的老虎肉,你真的想吃?”

“在这个城市里做房地产的,谁不想吃?不过,我何海吃不下的,别人就连想都不用想!”

“你想做房地产,改变用地性质,国土局哪里会批得准!再说,现在都要公开拍卖,没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不怕办不成事,只怕不想办事。哼,把厂房连土地一口吃掉,你看我有没有办法!”

龙大魁心想,这家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想让我万向公司破产?瞎了你的狗眼!这片土地真要开发房产,我才最有资格,可是我不干。房子盖好了卖掉,赚再多的钱,也是一次性的,办工厂却能长期延续,哪怕自己不在世界上了,工厂还会传给子孙。正因为如此,我才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让产品更新换代。

这时候,杨不二的手机响了。他听完电话,跟何海打招呼说,有一个香港人要买几幅画,想与雨娟告辞先走。

何海大大咧咧地说:“那,我不送你们啦,不二,过几天去我的海漪园聚聚!”

“好,你要的画,我会按时完成的。”

杨不二由雨娟挽着手臂走后,何海与龙大奎又唇枪舌剑了一番,终于达成了协议。只要那片土地转让或者开发,何海有优先权——至少也要让何海在,往一家人文杂志投寄,同时也贴在自己的博客“得失村人”上。博客里的文章越来越多,点击量也不断增加,让人颇有些满足感。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泰伯奔吴的题目来。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这也正是吴文化的开端。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说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同意这种“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让权说”这样的解释合理吗?难道不是今天的人们强加于泰伯、仲雍的?

不妨先从地理空间上分析。

从黄土高原的歧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直线距离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不平。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遇到的困难必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哪怕是今天,那依然是险途。再打一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他们会铤而走险,然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从中国的西北边陲一路窜奔到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以成全父王和季历了。

再来看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

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突然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水土不服且不必说,语言、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也会都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他们居然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与荆蛮人一样,断发文身,以表示再也不会回到自幼生活的渭水流域去。在这片荆蛮之地上,他们与老百姓一起辛辛苦苦地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且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

李安浦反剪着双手,踱进了办公室。

散淡的一天又开始了。

让他到博物馆工作,也真叫是阴差阳错。在大学里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课余时间喜欢摆弄照相机,拍摄了不少以风光为题材的作品,有几件还侥幸得了奖。毕业后回到谷安市,博物馆正扩建新馆,很需要补充人才,文化部门的一个领导看了他的档案,心想,考古发掘是旅游的前导,没有重要文物景点,拿什么搞旅游?会摄影,不是更适合做展览、整理资料吗?于是用钢笔沙沙地批了一行字:

“请人事科安排该同志去博物馆工作”。

李安浦的命运就这么被一行文字决定了。

进了博物馆,李安浦才发现自己对那儿的一切是陌切是陌生的。尽管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一时难以适应。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他相信自己脑子不笨,别人能学会的,我凭什么学不会?何况,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里的古文底子一点也不差,对文博专业的兴趣,就慢慢培养吧。

李安浦确也煞费苦心地钻研业务,在半年多时间里,把人家要整整读四年的书,硬是啃了下来。哪怕啃得生吞活剥,毕竟算入了门。不过,说起来学费也没有少付。

有一次,李安浦在玉琅古玩市场闲逛,心想或许可以捡捡漏,与一个

操江西口音的女瓷器贩子攀谈了几句。那女人很干练,也很灵巧,居然给李安浦留下不错的印象。她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古玩杂件瓷器字画黄梅”的字样,还有临时居住地的电话号码。

那天,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似的,李安浦跟随她拐弯抹脚地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走进底楼由汽车库改装的宿舍。黄梅神秘兮兮从床底下拉出了一只纸箱,满箱都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形态各异的瓷器。

尽管李安浦心存戒备,也十分挑剔,可是当黄梅将一只瓷器放在手上时,他的眼睛顿时一亮。

黄梅轻描淡写地努努嘴说:“你看看,这是我老家村子的墓坑里出来的……”

杯身线条柔和细腻,大红底款清晰规正。仔细分辨手绘的花卉,釉下彩和釉上彩浑然天成。老天爷,成化斗彩杯呀!

李安浦读过有关成化斗彩瓷器的资料,知道那并非等闲之物。明宪宗是一个很短命的皇帝,仅仅在位23年,然而非常奇怪,那个年代制作的瓷器,艺术生命似乎不受政治风浪的颠踬,成化斗彩奇迹般地跃上了辉煌的顶峰。明万历年间的《神宗实录》如此记载:“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啧啧,当时就值十万雪花银,到了今天,岂不是要飚到天价?

黄梅竖起一个指头,笑道:

“初次见面,交个朋友,你给我这个数,就行了。”

她要价一千元,这相当于李安浦一个月的工资。但他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把斗彩杯带走了。

回家后,李安浦抚摸着斗彩杯,越看越觉得开心。他想,这女人,究竟是精明还是爽快?

斗彩杯在家里藏了几个月,恰好博物馆请杭州古玩专家宋翰林来谷安市讲学,李安浦借机请他鉴定一下。

宋翰林端详着斗彩杯,说:“你先告诉我,这杯子是从哪儿来的?”

李安浦如实地把来历讲了一番。

宋翰林沉默了半天才说:“如果是好东西,你可以花三百万买进,然后五百万卖出……”

李安浦没有听懂他的话。眼前的这一件,算不算好东西?

宋翰林笑了:“其实,你不用找我,自己就可以鉴定。你想过没有,成化斗彩当年就是宫廷珍品,怎么会流落到瓷器贩子手里?她轻易转卖给你,难道真的是白痴?”

李安浦像是被人抛上了半空,又在几秒钟内落回原地。是啊,一千元买一件斗彩杯,天底下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可当时怎么就没认真想一想呢?

“辨真识伪,是藏家面前的一个永恒的课题。赝品与真品,往往只有细微的差别,有的赝品甚至比真品还要真。在什么都能克隆的年代,凭借经验和目光无疑是不够的。哪怕你读过多少鉴赏宝典,仍然难免闪失,这方面,我也是有教训的……”

宋翰林说,就在前几天,海关截得了一批打算运往美国的战国时期古玉,上上下下都被惊动了。公安局特地派车过来,请宋翰林去作鉴定。他左看右看,比照了半天说,仔细看了玉的质地和纹饰,都确信无疑是战国的玉佩、玉环、玉玦。这下子是撞上文物走私大案了。

公安局紧急传唤了玉器的主人。

玉器主人急得脸色都发白了,再三申明,谁敢吃了豹子胆,拿脑袋开玩笑?他跺着脚说:

“我绝对保证,这些出口的东西都是仿制品!现在科技水平高了,什么东西不能仿真?”

为了说明自己没撒谎,他立马让海关、公安请宋翰林一起,去了他开办的玉器厂。到了那里,宋翰林不由大惊失色。仓库里摆放的成品,车间里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全都是按照原物仿制的,仿制得丝丝入扣,常人根本就无法辩识。

宋翰林感慨道:“人,往往是欲望的奴隶。天地间有多少事不是充满诱惑又险象环生的呢?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藏家就很容易走眼。这些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收藏家。有的人到处钻营,结果失手太重,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都没有了……”

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李安浦明白了许多。

大约从这时候开始,李安浦与他的联系渐渐增多,还几次去杭州登门请教。从他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在心目中,宋翰林成了一个不曾拜师的老师。

与此同时,他仍然跟黄梅保持一些交往。黄梅确是一个精明的古玩贩子,手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流转,令人真伪莫辨。只要买家掂得出分量,还是能从她那里淘到宝贝。买到蹩脚货,只能怪自己目光不凶。应该承认,黄梅是下功夫读了些书的,跟古玩有关的史料,信手拈来,却也显得很熟脱。古玩这个行当,女人掌柜的很少,但即便是许多男人也未必能达到她的程度。渐渐地,李安浦竟对她产生了某些好感。他觉得在黄梅那里付出些学费,并不吃亏。黄梅还挺大方,有几次李安浦和朋友们在一起,请客吃饭,她都抢着付账。而不像别的女人,只消用媚笑和娇态就足以让男人乖乖地掏腰包。

不能不承认,她很有点与众不同。

没多久,一个失手,斗彩杯竟摔成了三块。

李安浦并没有丢弃,而是将它捡起来,裹在一个纸包里,再也不愿示人,只偶尔倾听瓷器碎片在摩擦中散发出金属般的声响。这声响能给人某种启示。

宋翰林的话固然不错,不过,回头再想想,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不被欲望牵着走呢?

李安浦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副《晨晓图》立轴。霞彩、淡雾、碧水、渔舟,构成了宁静的水乡意境。这是杨不二几年前送给他的,说实话,今天看起来,作品显得有些稚拙。最近,杨不二正筹备在博物馆举办“江南春”水墨画展,拿出来的六十几件作品就成熟得多了。在李安浦的眼睛里,杨不二并非科班出身,却颇有天资,这些年他的确也很刻苦,是一块可琢之玉。所以应该给予无私帮助。

“人啊,能够战胜欲望的智慧,才是大智慧……”

此刻,面对《晨晓图》,他喃喃自语。

作为颇有影响力的良渚文物鉴定家,宋翰林的一个签名,往往能决定一件玉器究竟是价值连城,还是一钱不值。央视的“鉴宝”节目时不时的也会请他去,以专家的身份在电视台评点藏品。露了几次面,知名度就更高了。所以,在藏品价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不少老板纷纷把他作为堡垒攻打。不过,李安浦认为他做得还是比较稳妥,不像某些人,看见了红包脚步就迈不动了,一不小心就失去原则。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是对如何做人设定了极高的标准啊。

他沏了一杯龙井,任袅袅茶香在杯口萦绕,拿起一本《历代古玉图谱》,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图谱中,很少见良渚玉器的纹饰。看来,编写图谱的人观点太偏窄,没有把良渚玉器当一回事。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良渚玉器出土。清代初年,皇宫里有人懂得它的价值,开始大量的收藏。甚至连那位风流皇帝乾隆,也酷爱良渚玉器,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他专门赋诗题词,镌刻在许多玉器上。

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大量的玉器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安溪、瓶窑一带出土。据说当时有一个洪姓村民,竟一下子掘到几担玉器,其中有玉琮,也有玉璧,上品居然有上百件之多!古董商人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蜂拥而至,前来收购。结果就坏事了,大部分的玉器流散到了欧美和日本。有一个人竟编写了图文并茂的《美国收藏良渚文化玉器》,作为他的研究论文,把中国的研究者气得鼻孔冒烟……

正看得入神,有人推门而入。

一看,原来是阿陶。

在玉琅古玩市场摆摊的阿陶,遇到什么难题,常常上门来讨教。假如手里淘到好东西,也会让李安浦先过过眼。

“嗬,阿陶呀,好久不见啦!”李安浦调侃道,“我还以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呢。”

“我要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怎么可能不先通知你?免得你心里一直把我牵挂。”

“看你得意的样子,淘到好东西了吧?”

“嘘……”

阿陶示意他把声音放低,随即关上门。自己动手拿杯子,取茶叶,泡了一杯普洱,这才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李安浦的对面。尽管每天风吹日晒摆地摊,他却很会赶时髦,外面许多人追捧普洱茶,他特意买了一盒送给李安浦。谁知李安浦说自己只喜欢喝龙井或者碧螺春,普洱茶动都不动,留着待阿淘自己上门来享用。

阿陶不露神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件白玉蝉。

李安浦接在手里,凝视片刻,赞叹道:

“嗯,汉八刀,开门见山的汉八刀!”

“不瞒你说,是在玉琅市场淘到的。运气不错吧?”

“你这家伙,门槛越来越精了。谁转让给你的?”

“黄梅!那女人生意做大了,专门开了古玩店,东西不少,什么时候我带你去看看。她看见别人会骗,看见我却不敢。”

李安浦笑笑,黄梅的情况他是知道的。

阿陶得意洋洋地说:“昨天晚上,我朝着玉蝉看了又看,嘿,发觉它像一个字。”

“哦,你说,它像什么字?”

“像一个‘且’字。”

“且?”李安浦顿时来了兴趣:“嗯,有点道理。”

“且字的原意是什么?是祖,祖宗的祖——也就是男根,你看这长圆形的玉蝉,跟你大腿根根里的那东西不是一模一样?”

“嗬嗬!……”李安浦不由笑了,“怪不得你神秘兮兮的,把办公室门都关起来!”

阿陶的解释是颇有意思的。所的。所谓祖,就是“且”的祭祀。生殖崇拜,是生产力低下时最重要的崇拜。到了父系社会,就是男根的崇拜。而蝉的羽化,恰好切合了人们来世再生的意愿。所以,玉蝉常常被作为死者的琀玉随葬。

阿淘见李安浦赞同自己的观点,越说越起劲:

“你有没有去看过四川乐山大佛?他是一座坐佛,可有人发现,旁边的山岭是一座卧佛,卧佛的身体当中还竖起一座宝塔,那是什么?不明打明是男人的生殖器嘛!”

李安浦笑了:“阿淘你真的是很有研究。男人的那根东西,没有比它更雄伟的了!”

“我从来不收春宫画,不过,藏几件白玉蝉,还是蛮有味道的。”

两人喝着茶,说笑了一阵,李安浦说:

“阿陶你今天不会只为了白玉蝉,到我这里来的吧?”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阿陶于是把龙大魁想请他鉴定冠形饰的事,讲了一遍。

“我觉得很奇怪,这大半年,古玩市场出现的冠形饰越来越多。十几年前,俞墩山遗址失窃过两件冠形饰,可现在,光是我的眼睛看到的,就已经不止两件了!这个星期,又有外地人拿了几件出来,除了冠形饰,还有玉琮呐。”

“真的?”

李安浦不由一怔。

“哪会有这么多冠形饰!”

是的,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冠形饰,太不正常了。自己的那件冠形饰,是阿陶转让的,价钱并不贵,4800元。当时他也暗忖,斗彩杯的教训是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连五千块都不到呀!然而,仔细看过玉料、器型、土沁,色泽,尤其是精细的纹饰,几乎找不到跟出土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他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现在听阿陶这么一讲,他顿时心生疑虑。冠形饰不断地流向市场,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有人在大量仿制,二是偷盗了遗址里的墓葬。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使是专家也难免看走眼。偏偏央视的鉴宝节目也出现了冠形饰,要么是冠形饰唬弄了专家,要么是电视台唬弄了观众……

昨天他跟黄梅打过一次电话。黄梅说,市场上良渚古玉陆续出现,价位也不断上升。我的手里就有几件,你抽空过来看看。只要你中意,尽管拿走。没想到,阿陶走在了自己的前头。

李安浦沉吟着,也把宋翰林让自己去锦绣花园看那件冠形饰的事,告诉了阿陶。

“嗬,怪了!”阿陶觉得很蹊跷,说:“龙大魁也让想我看冠形饰,这两件事,是不是有关联?”

“难说。反正,我们先留个心吧。也许,过几天还会冒出什么新花样来呢。”

“你知道锦绣花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吗?”

“他不说,我也没有问。听口音,不像是谷安本地人,可是跟谷安关系很密切,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李安浦摇了摇头。他只记得是门牌上有东区三十八栋的字样。显然,有点儿身价也有点钱的人,才会住锦绣花园的独栋别墅,并且喜欢用跟“八”有关联的号码。

“他们搞得那么鬼兮兮,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把戏。”阿陶沉思片刻,忽然想起什么:“对了,西樵山那边一大片土地,说是要被批租了,台湾来的大老板要办工厂,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市里领导陪那个老板看了地方,手一挥,就圈了一千多亩土地。”

“怎么会呢?西樵山的考古价值很大,不管是哪个老板要土地,都不该批租的!”

“安浦,你又书呆子啦!跟招商引资比,你这西樵山考古,还能算几斤几两?”

“不,不会批租的,不应该批租的。”李安浦固执地摇着头,“难道谷安市没有别的土地了?”

“土地当然有。可西樵山风水好,前面还有那么大的鼋湖。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呀!”

“哼,办厂,又不是造度假村!只要有地皮,交通方便一点,不就行了嘛!”

说话间,杨不二和雨娟敲门进来了。

阿陶说:“你们谈吧,我先走了。”

李安浦拦住他:“你急什么?小杨又不是外人。他在博物馆办画展,你也该为他捧捧场。”

杨不二和雨娟是为了给哪些人发请柬,来找李安浦商量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很快列出了一个名单。雨娟匆匆先走,说是去准备请柬,然后请人帮忙一家家分送。

李安浦与杨不二有十几年的交往,可是直到最近,杨不二为了画展约他喝酒,他才认识雨娟。

雨娟是杨不二的助手。她不是谷安人,起初圈内很多人对她不熟识,但杨不二常常把她带在身边,不少事由她操办——包括在博物馆的水墨画展,她也确实精明干练,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杨不二曾告诉李安浦,这几年雨娟给他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大。

说起来,已经是四年前了。春节刚过去,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去湖滨市参加书画家们的聚会,在环翠宾馆作画。有一个女孩很老练地指挥服务员,为画家们提供方便。她身材娇小,谈吐举止却很有学养,不知怎么就把杨不二的视线吸引住了。

后来才知道,她叫雨娟,是环翠宾馆的办公室主任。

或许是杨不二在书画家中年纪最轻,在他作画时,雨娟不时站在他的身边,为他递纸端水,又专注地看他,眼神里若有所思。

一来二往,两人就相识了,彼此还很能谈得来。

活动结束后,杨不二热情地邀请她到谷安去玩玩,雨娟很大方地答应了。没多久,她果真和一个小姐妹来作客了。在杨不二的画室里,她认真地欣赏了他的作品,还很中肯地提意见说,假如落款再考究一些,效果会更好。这其实是婉转的批评。换了别人,杨不二会不太高兴。可是,说实在的,杨不二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女孩对艺术作品如此有见地,不由对她暗暗钦佩。

杨不二陪着她们游览了水乡古镇,一路上谈论艺术,谈论江南风情,谈论生活观念,相互间越说话越多。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雨娟,跟杨不二一样,生肖也属马,只是小了一轮。她喜欢书画艺术,也能画上几笔,但她最大的特长,却是待人接物——这显然是在宾馆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不管来了什么身份的人,都能十分自然地交往。她有极好的外语基础,在宾馆更有机会接触许多著名画家。她想去哪位画家的府上,总是受到欢迎,绝对不会吃闭门羹。而这些,恰恰是杨不二所缺少的。

不久,杨不二又去湖滨市举办个人画展。雨娟早早出现在开幕式上,热情地为他接待客人。画展开得很成功,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可以说,这是杨不二举办的画展中最成功的一次。也许是雨娟陪伴左右的原因,他信心十足,感到从未有过骄傲。

雨娟也很为他高兴。

她不仅热情,也很坦率。在与杨不二朝夕相处的日子内,他们渐渐变得无话不谈。有一天,她把自己的境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原来,雨娟有男朋友——或许可以称作丈夫,因为他们已经登记结婚,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婚仪,丈夫就去国外留学了。转眼间有了三年。这三年间,丈夫只回来过短暂的两次,平常就靠网络聊天维系着不浓不淡的感情。一个人留在湖滨市,难免感到寂寞,她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千方百计地在工作中寻找乐趣。

杨不二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他结婚多年,儿子也已经十岁了。从内心说,妻子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在艺术创作方面帮不了他的什么忙,但他们在乡下结婚后,毕竟度过了共同的艰辛经历,他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有一天,杨不二请雨娟喝咖啡,天南海北地聊了很久,他忽然说:

“雨娟,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这样为我作出牺牲,值得吗?”

&nbssp;雨娟沉思片刻,才笑笑说:

“从小我就去少年宫学画画,想成为一个画家,可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望的,如果……如果凭着我的努力,能够使你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画家,我想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这怎么能说是牺牲呢?”

听了她的话,杨不二心里十分感动。人海茫茫,得一知己足矣!雨娟太无私了。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不仅仅精神上获得无穷的动力,对外交往联络方面也将有极好的帮手,他就完全有信心让自己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画家。

雨娟陪着他,一家又一家地串门。那些遐尔闻名的画家,没有谁摆出大画家的架子,见到雨娟,都表示十分欢迎。杨不二拿出自己的作品,十分虚心地请他们指教。他们都有几十年创作经验,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设色用笔,或者是题款印章,随便讲上几句,就能使杨不二得到很大的启发。正是由于雨娟,杨不二获得了不少机会,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记得有一次,他带上两支东北老山参作礼物,由雨娟陪着,去往画家米祚之的家,正儿八经地举行了拜师仪式。杨不二单膝跪地,恭恭敬敬向老师磕了三个头。雨娟在一旁,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一刻。

米祚之说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已经公开宣布不收学生了。可是因为雨娟再三推荐,又仔细看了杨不二的作品,颇为喜欢,才欣然接受了杨不二做学生。

那天他兴致很高,特意从房间里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件八大山人的真迹,让他们欣赏。这些佳作,平时可是秘不宣人的。

米祚之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八大的作品了。文革以前,我曾经收藏了很多八大的真迹,咳,那时候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便宜得让人难以想象!可惜,文革中我被批斗,画也被冲掉了很多……仅存这几幅,可以说是八大的神品,画得太好了!”

最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是八大山人的一本花鸟册页,册页上还题写了苏东坡的《喜雨亭记》,堪称一绝。家里能拥有一件这样的藏品,别的东西便相映见拙了。

“小杨啊,我十几岁开始就学写颜真卿的小楷,现在题写画面,还是靠当年下的那些功夫。你也应该好好地练练书法,特别是颜真卿的小楷,对你会有帮助的!”

杨不二把米祚之的话记在了心里。其实,雨娟也暗示过自己应该把题款写得更考究些,这是一幅作品不可或略的部分。

这几年,他不仅刻苦习画,还常常练书法,以完善水墨画的题款。这次在博物馆举办水墨画展,他特地和雨娟一起,挑选了几幅书法作品一起展出。

雨娟走后,杨不二和阿陶在李安浦办公室又聊了一会。

李安浦说:“小杨,我建议给谷安画院也发几份请柬。毕竟是同道,听听各种意见有好处。”

显然是因为文人相轻,同道相妒,谷安画院的几个画家,对杨不二的作品常常颇有微词。对于他单枪匹马闯市场的做法,也总是不看好,所以彼此平时很少交往。此刻,杨不二犹豫了一下,觉得李安浦的想法是对的,点头表示了同意:

“那,也好。”

他想请李安浦在开幕式上发言,李安浦却摇摇头,说:

“这,你就不要为难我了,还是请米祚之先生发言比较合适。他是你的老师,德高望重啊。”

李安浦想,杨不二在艺术创作上确实提升不小,有雨娟的帮助,这几年在人情社交方面也颇有长进。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他的后花园是不是会起火,就难说了……

“大魁,如果有人给你送钱,你敢不敢要?”

“嘿嘿,那得看是谁啦。”

“是我!”

“你?你给,我就拿。给多少?”

“唔……一百吨原材料,两条流水线,三个车间。还有嘛……”

“还有两百万货款?”

“是啊,算起来,超过一千多万,数字不算小吧。”

“董事长,你真逗……”

龙大魁笑得前仰后翻。

晚饭后,他跟林光祖坐在咖啡厅,你一眼,我一语,已经聊了一会儿。空气中弥散的烟雾里,夹杂些许酒气和汗味。龙大魁站起身,咔地用打火机给林光祖点燃了一支烟,俏皮地望望,期待他继续往下说。

林光祖眯缝的眼睛里射出锐利而又狡黠的光亮,逼视着他:

“都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可现在真的掉馅饼了,你就不怕它很烫手,敢要?”

“你敢给,我当然敢要。”龙大魁笑笑,打着比方说,“我们厂现在饿着肚皮,就巴不得掉下馅饼来呀!”

他们俩建立业务关系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别人眼里看来,除了经营的产品有些相近,彼此在各方面都很不搭调。一个是年逾古稀见多识广的台湾商人,一个是血气方刚莽莽撞撞的民营企业家;一个是资产数以十亿计的公司董事长,一个是转制后步履维艰的小厂厂长;一个是历经沧桑,老谋深算;一个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然而,他们偏偏建立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今天,林光祖跟着龙大魁走进咖啡厅,坐在那儿,就是迟迟不肯走。

龙大魁前几年就为林光祖做配套,用他供应的铜线深加工,做慢走丝切割线,一部分返还给他。这种用于加工模具的耗材,市场需求量很大,用废以后回收,还能重新加工。当然技术要求很高,不是哪家企业都能胜任的。随着it行业的迅速扩张,产品的前景越来越好。与此同时,有不少厂家因为质量跟不上而被淘汰。

龙大奎并不笨,他明白,自己的万向牌慢走丝切割线,信誉还算不错。假如能兼并几家企业,将产能翻一番,至少在长三角这一带,就独霸天下了。如今这个世界,谁一家独大,谁就能掌握市场定价权。有了定价权,还愁什么呢?只是眼下,龙大魁不得不发愁。他愁的是资金不足,难以实施宏伟的扩张计划。

恰恰在这时候,林光祖想扔给他一个大馅饼。

前一阵,老头儿半真半假地透露过一些风声。但龙大魁觉得玄,他真是嫌钱太多,藏在枕头下搁得生痛呀?!

林光祖精明过人,龙大奎是比别人更加清楚的。记得两年前,有一次在他办公室,恰好遇到一个供应商上门结算煤款。燃料课、总务科、会计师都一一在发票上签字,只待林光祖审核通过,就可以付款。林光祖沉吟片刻,却把发票压下了。供应商很焦急,接二连三地递香烟,林光祖摆摆手,不慌不忙地说了话:最近煤炭降价了,甲级电煤每吨下降50元。你给我们的是甲一级,每吨只降了24元,难道不是同步下降吗?4000吨电煤,可不是相差一点点啊!供应商忙说,每吨可以再降20元的。林光祖说,你比国家发改委还厉害呀?随即把发票搁到一边,只顾和龙大奎说话,再也不理睬他。

前一阵,外界悄悄流传一条消息,林光祖身上的那地方有点不顺——他常常尿急,进了厕所却尿不出来,尿了又总觉得没尿尽。这其实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常见的状况。不过,因为林光祖在谷安企业界颇有名声,关于“不顺”的消息,人们就传得很多。

龙大奎自然也听到了。他抛出线缆厂,究竟是跟尿尿“不顺”有关,还是跟生产不顺有关?

此刻,林光祖见他沉默不语,又逼近一步:

“你小子胆量不小,换了别人,早就腿软了。”

“董bsp;“董事长,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是要我租,还是要我买?”

他们两个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千多万,是瑞晶公司下属线缆厂的全部资产加原材料,还有陆续拖欠的货款。龙大魁做梦都想不到,林光祖会轻易地抛出来。

台湾人与国际市场接轨比较早,尤其是代工做it产业,积累了不少经验。然而,近年来由于成本迅速上涨,工价更甚,连王永庆的企业也顶不住压力,悄悄迁往大陆。各方面都很成熟的新竹工业园,景气也明显不如以前。很多人把工厂搬过来,占据长长的it产业链。流水线上拿出各种元器件、线路板、显示屏或者品牌整机,从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到笔记本电脑,应有尽有。潮水般涌来的年轻人在这些工厂里打工。假如看到他们在大食堂里排队用餐,简直难以用一个准确的词汇形容这个族群的能量。林光祖是到谷安投资的台商中的佼佼者,他不是干得很不错嘛,为啥要突然改变自己?

“无所谓。能租就租,能买就买。你手头紧,过个半年一年再付,怎么付,都没关系。”林光祖轻描淡写,仿佛那只不过是一间汽车库。“不过,馅饼怎么吃,你得拿一整套方案出来!”

“我会的,董事长。”龙大魁笑了,“你打电话给我之前,我就想了很多。大魁没有任何优势,只有一条——年龄比你轻,即使输掉一回两回也不要紧。”

“输?为什么要输?瑞晶公司的词典上没有这个字!”

大魁故意捅向老头儿的软肋,老头儿果然涨红了脸,吼叫起来。这几年,瑞晶公司在谷安全市的台资企业中始终排名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巴黎。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道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物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子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但,这种口头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管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道德纲纪难以处罚,只能由他们任性。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处讲,是做干部的素质,往深处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点,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口,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色,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它位于新城区的核心部位,旁边已有十几幢高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含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高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管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紧裤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逼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出代价。看来,长痛不如短痛,不狠下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出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做钉子户。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高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出“亲尚、安商、富商”的口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高。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点,才接二连三地给他出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高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美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出,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进去。发改委已经表露出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站出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物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高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长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高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下子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部门,连政协、宣传部、妇联、档案局等等也下达了硬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根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干部,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姐了,优惠政策也都拿出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进入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进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过头一点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却一直由隔着一个宽阔的鼋湖的鼋湖村农民种植,他们常常抱怨乘船过来干活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湖上的波浪像狂奔的白毛牯牛,翻船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只能让来不及收割的稻谷烂在田里。然而老祖宗遗留的乱麻一团的问题,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谁想理清就能理清的。作为国有土地,规划成工厂区,才算是顺理成章。

那个时候绝不会想象,偏僻冷清的鼋湖沿岸,十多年以后居然会成为城市新区的核心。一座宽阔的公路桥飞架设在湖边上,不仅便利了交通,更给城市增添了雄伟的一景。土地价格犹如三伏天温度计的水银柱,唰唰地往上升。

毕竟时过境迁,瑞晶公司的厂区夹杂在一片端庄秀美的办公楼中,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何况,这家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铜材、线路板,整天与镀锌、镀镍工艺打交道的企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染源。有政协委员写了提案,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还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希望政府加强治理,乃至将其搬迁。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林光祖是一个商人,商人永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是政府请他搬迁,他趁机多要补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他乘机漫天要价,咬住不放,同时以三千万美元的二期工程作诱饵——或者可以说威胁,试图牵着政府领导的鼻子走,那就有些不讲理了。

宴请香港访问团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热烈。诸葛先生临走时说:

“许市长,跟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可惜今天太匆忙,过几天我专程再来拜访。”

许廷高握着他的手,笑笑说:

“好啊,随时欢迎您。”

鼋湖宾馆是一座新建的中西合璧的五星级宾馆,由一座主楼和三座副楼组合成欧式建筑,霓虹闪烁。一派江南风情的庭院里则有人工湖、拱桥、花圃和竹林,环境十分优雅。

把香港企业界访问团的客人送走后,餐厅里依然人头攒动,杯觥交错。停车场上仍几乎没有车位。这,无疑是谷安经济发展兴盛的一个象征。假如宾馆门可罗雀,gdp就上不去了。

许廷高想让自己理让自己理理纷杂的头绪,信步走向人工湖的环湖小道。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他颇有些惊讶的现象——庭院里,石阶上、桥堍下,喷水池边,三三两两地散坐着休闲纳凉的人们。他们有的啪啪地摇动扇子,有的嘻嘻哈哈逗着孩子玩,有的随心所欲地敞开衬衫,躺在那儿,尽情享受安逸。几对年轻人躲在树荫下,沉醉于亲密的两人世界。他看出,这些人不是宾馆的客人,而是附近村里的农民。鼋湖宾馆这个半开放的庭院,竟成了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身穿制服的宾馆保安。他们不客气地挥挥手,让这些人赶快离开。躺在石阶上的人拍拍身上的尘土,嘀咕了几句什么,怏怏地走开了。

许廷高心里咯噔了一下。

眼前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来往于鼋湖宾馆的,多是政要和企业界人士,出于尊严的需要,大堂门口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可是,衣冠不整者还是大摇大摆走进了庭院。

鼋湖宾馆,是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环境而建造的,设计档次很高,花费不少钱,也动迁了不少农房,终于成为谷安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一个标志。它与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周的农民,难免会产生差异和矛盾。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批租,农民纷纷改变生活轨迹,他们对于自己家园的留恋,却丝毫也不愿消逝——要知道,鼋湖宾馆的主楼,就盖在他们的宅基地上!这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原本是一片墓地,不少人家的祖坟就在这里。如今却荡然无存……

绝大多数市民的物质生活没有根本差异的状态,是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这跟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现代城市重建一种集体生活和集体文化,建构出一个没有“浪荡者”的都市?孤独感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心理体验。在城市中,个体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归属感。你看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宁民,他们生活在城市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祖祖辈辈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不缺吃,不缺穿,也显得挺悠闲。人是一种集体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有一种温情与平和。今天,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能让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找到归属感呢?

这,恐怕是一个需要很多人来研究的课题。

作为分管城市规划的副市长,许廷高心里很清楚,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即使是老谷安人,有些地方几个月不去,便变得不认识了。仅仅在三四年前,很多人还没有想到,普通老百姓会拥有私家车。可是现在,买一辆十来万元的轿车作为代步工具,已根本不稀奇。随之而来的,是道路显得狭窄了,停车场不够用了,交通管理人员缺少了。有一天,他看见一位柱着盲杖的老人,蹒蹒跚跚地探索着,独自朝前走。不时有急速的自行车和晃晃荡荡的黄鱼车擦身而过,还有年轻人肆无忌惮的嬉闹追逐,很担心他该如何越过十字路口。即使是正常人,走路时也必须左顾右盼,提心吊胆。还有一次,在医院门口,当绿灯亮起时,汽车缓慢地依次通过。他看见一个跳下路肩急于走向对面的男子,竟伸手狠狠拍打汽车,责备它挡住了去处。幸好司机没有跳下车与之吵闹,否则马路顷刻间就会堵塞。

显然,走路不仅要用双脚,更要用脑子。

在追求巨变、追求政绩的状态下,如何照顾各方利益,处理矛盾和冲撞,势必成为一大难题。

他忽然省悟,文化广场的规划中安排了群众艺术馆、图书馆、书城和博物馆的项目,还是有些缺憾的,比如对大众参与的自娱自乐的场所仍考虑得不够。有哪片场地能让他们跳健身舞、练太极拳、扭秧歌,卿卿我我地谈恋爱,而不需要付一分钱呢?在某些人看来,这或许是低层次的需求,然而随着城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一转身成为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谷安,这是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啊。还有,城市建设过多地考虑汽车行驶,行人与自行车却显得步履艰难,这也该加以重视……

一转眼,他又看见一个年轻女孩亲昵地挽着一个老外的手臂,正迎面走来,边走边窃窃细语。老外笑着,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女孩也不失时机地回吻了他。渐渐走进,他发现老外的额头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从年龄看,几乎已是女孩的父辈,两人的动作却分明告诉别人,他们是情侣,甚而是夫妻。

许廷高想,从前在谷安,马路上出现一个老外,往往是要被围观的。如今不仅各种肤色的老外见怪不怪,很多年轻女孩甘愿嫁给他们。跨国婚姻丝毫也不稀奇。

时代的变化太大了。

坐上轿车,司机按照惯常的线路往他家里的方向走,没走多远,他突然一摆手:

“等等,我先去办公室!”

许廷高在办公室给副秘书长梅江和规建局马局长分别打了手机,叮嘱他们,搬迁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抓紧处理。该坚持的原则也不能动摇。

谷安市有一条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论正副职,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准关机。哪怕是凌晨一二点钟接到电话,该办的事情也要立刻办好。谁的电话打不通,唯谁是问。

打完电话,他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让纷杂的心绪安宁下来。

不知怎么,从与台商林光祖的纠纠葛葛,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许多往事。

许廷高出生于锺州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亲用日夜踩缝纫机赚来的钱,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所以,他深知任何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学院,攻读规划设计专业,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凭他的条件,毕业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果断地要求回家乡工作。

家乡锺州是一个农业县,很小,也穷,靠稻杆子过日子,多年来发展迟缓,几乎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他被派到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画画图纸,打打杂。如果工地上人手紧缺,甚至还会去搬砖头,递泥桶。就这样干了四五年,才被调到建筑设计室,做一些跟专业有关的事情。

与他同时分配到县城的大学生,几乎都进了政府机关。但,每当机会女神青睐,莫名的干扰也伴随而至。在大学入党前,他曾向党组织坦诚地报告社会关系,说有一个叔叔至今仍在台湾,尽管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隐瞒的。为此,他被党组织多考验了几个月。好在他勤奋学习,又热心公益活动,各方面评价都不错,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然而,许廷高的头脑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得那个台湾的叔叔,始终是政治前途的极大障碍,哪怕他从入党的一次。我在大陆居住满一年时间,就必须回台湾一次,否则不给我签章。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经感到累了,回一次台湾更是感到疲劳……”

许廷高替他与公安局联系,希望能够减少签章的次数,能否允许他不回台湾去,长期定居在谷安?

公安局的答复很婉转,说这样做是上级部门规定的,谁也无权更改。事实上,这也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相信老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老人居住在谷安,我们会提供各种方便,并保证他的安全。

得到这样的答复,尽管有些遗憾,但老人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职业、什么政治信仰,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在谷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不会来干涉你。亲商、安商、富商,让新谷安人享受同等的权益,这是谷安市政府安市政府的承诺。确实,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仿佛在家里一样,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如候鸟似地飞来,成为外企白领。他们说,在这里更能选准人生的坐标,实现自我价值。

开放,并非抽象的概念。构筑起一个舞台,让愿意前来的人们舒展自己的才华,尽情表演,这就是开放。将人拒之千里之外,从来不是谷安人的性格。

在别人眼里,许廷高这些年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并且颇有政声,不仅靠出众的才华和非同一般的勤奋,更靠不为别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个岗位,动力与阻力都是并存的。越是作出成绩,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诬告、损毁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许会被压垮。但,假如毫无挫折,也难以成才。

不过,春风毕竟吹来了,“内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没有多久,恰逢换届,原来的局长由于年龄因素退居二线,他特意推荐许廷高当接班人。

刚刚接上班,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廷高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离开家乡锺州,去五十公里以外的谷安市当规建局长。用组织部领导的话说,干部异地交流,更有利于工作。许廷高无法弄清深层次的原因,也顾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报到了。

领导干部手里确实握着不小的权利,往往能左右一个或一群人的命运。然而他们也总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应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辞表达,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这样,许廷高在紧张忙碌中过去了好几年。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

回想起来,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最大的功绩,是将鼋湖畔的五平方公里土地,规划成了工业小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七通一平”。外资企业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各方面的服务也很到位,便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这对于迅速提升谷安市的经济总量,产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许廷高毕竟是冷静的。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谷安的主要领导,没有他们的决策,许廷高纵然像孙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变成小猴子,也难以舒展本领。何况,讲到底是大气候好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一路往南,云游了好几处寺庙,才来到西樵山昙华寺。

当时的主持留他暂住了几天,见他诵经做课十分专心,又颇有些文化,记忆力也相当好,验过了僧牒,就收下了他。不多久,便委派他在正殿负责接待香客,登记捐赠。这件事,本来是由监院慧秀担当的。慧秀很聪明,有很强的社交能力,结识了谷安市企业界的许多老板,他们的资助,让昙华寺维持旺盛的香火。每年光是大年初一烧头香的捐赠,就非常客观。然而,慧秀竟也受到某些人的影响,纵使俗念萌生,有好几个周末竟然脱去袈裟,头戴假发,去城里享受鱼肉美酒,甚至忘乎所以地跑进卡拉ok,潇洒一番。这种违背戒律的行为,终于被主持察觉。主持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了出去。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享受俸禄的人,是没有冻馁之虞的。可是偏偏会去做许多似是而非的事,还常常以牢骚来排遣内心的不平衡。也许,一个人未必真的要出家,但是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干事业,却能无坚不克?

他突然想起了宋翰林。

前些时候,无意中看见宋翰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赏宝”栏目,一副至高无上的权威模样。可是,即使在荧屏上,他也能感觉出那个收藏者拿出的冠形饰,未必是真品,宋翰林却评点得活龙活现,还给了一个不菲的估价。宋翰林似乎在做“托儿”,一个高级托儿。在情感上李安浦不愿怀疑宋翰林,宋翰林毕竟是高古玉的权威。然而,理智告诉他,娱乐大众的电视节目从来不会把“严肃”二字放在”。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可做。我们是不是开一次董事会,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出的裁减员工的问题,认真讨论一次?”

石田久夫不假思索地说:“好呀。我们尽快确定一个时间,越快越好!”

“明天下午,怎么样”

“哈伊!”

石田久夫刚一答应,便发觉又一次被龙海光掌握了主动权,不免有些懊丧。

他明白,龙海光那看似随和宽厚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难以驯服的心。四年前的春天,龙海光等一行七人,飞往日本松野培训。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掌握塑料发泡、化学配方设计和机械操作技术。谁知道,才上了几堂课,龙海光就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百多个问题,连珠炮似地向授课老师提问,竟然一下子把授课老师问懵了。有一个关于h原料的配方题,不讲还清楚,讲了反而让人听糊涂。

龙海光忍不住站起身说:“对不起,先生,您这样不对,有很大的漏洞!”

授课的日本技术员怎么肯随便认错?

“是你在讲课,还是我在讲课?坐下,请不要乱插嘴!”

“不,按您这样讲,不仅会增加成本,质量也未必确保。我以前有过这样实践……”

“你既然都懂,那还来培训什么?”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毫不客气地争吵起来。翻译邱世生觉得有些尴尬,在旁边悄悄扯着龙海光的衣袖,劝他别吵了,这样会把事情弄僵的。龙海光却毫不理会。

谁也没注意,松野的董事长石田太郎先生正默默地站在后排,把他们的争论听在了耳朵里。好一会,他才站起身,走到龙海光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龙先生,您是对的,有不同意见就大胆提出来。很抱歉,耽误了各位的时间。”

随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让邱世生给大家翻译。授课的技术员见情势不妙,赶紧溜走。

。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住在简陋的工棚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得也很粗糙,简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真让人感到可怜。谁会关注他们?谁会为之呼吁?哪个外资企业老板不是为了赚钱,才到中国大陆投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太低了!

平心而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人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蜂拥而来大陆投资。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以半生经营的积累的积累作一番打拼的。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他们是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肉。

台资企业的干部在谷安工作,年会轮换一次,回到台湾或去别的公司。在岗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也颇有压力。也许为了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总部给他们的待遇也是优渥的。只要不出意外,升官发财都是能估计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线劳作的员工,必然会受到剥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开业宴会仍然在继续。杯觥交错间,黄春明携同一位身穿旗袍、手持托盘的礼仪小姐款款而行,来到每一张圆桌前。托盘里,装的是一大堆红包。黄春明给每位来宾送上一份。文栋见别人都满面笑容地收下了——这种场合似乎也不便拒绝,于是也说声谢谢,伸出了手。

说真的,他到处采访,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看见黄春明这么公开地送红包,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他揣摩着市里的某些领导是否也收了红包,他们的红包是不是比别人大一些?但是几桌主宾席设在小包厢里,文栋根本无法看到那里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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