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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有先动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愤。定难军的分裂，始终局限于其内部，而其他党项部族，少有参与，都是默然坐观，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
去岁夏，苦于内部难宁，争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还夏绥百姓以安宁，他愿自己赴京，做质子。
对此，李彝殷“主动”回了一封信，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正当安享晚年，让他善掌夏州军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道任命，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却再难回到当初。也因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愤懑，对朝廷日益不满。
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其南面，却有一个吃瓜群众，高绍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
而高氏一族，也陆续迁到洛阳，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希望能回朝任职。
党项事务之外，朝廷对陇右、河西方面的开拓，也在持续进展，与回鹘、温末、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褒国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继续西进，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
兰州以西，继续遣人招抚，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晋爵褒国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可以说，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
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在多年的铺垫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进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冠绝温末诸族，原本是有所忌惮的，所幸其还算老实，没有为此设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汉的势力，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影响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西北的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反对的声音。
而控制甘、肃地区的甘州回鹘，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经济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随后，再有军事实力威慑，方才没有大的动乱。
当然，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在刘承祐心里，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西北地区，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怀柔是必须的，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南国风雨
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李璟也从中看到了风险，南唐的建立得益于江南、江北的士人、地主支持，而权贵更是其血肉，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士人的力量强于北方，在尽失的江北诸州的情况下，强弱形势则更加明显。当江南的官僚、勋贵、地主、商人，这多方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是李璟，也望而生畏。
若是换了个意志坚决、手腕强硬的君主，或许能顶住这些压力，保卫改革成果，然而，李璟并不是，文弱是其标签，根本没有魄力办大事。
是以，当那股强大的保守力量掀起反击之时，李璟退缩了，选择了抛弃韩熙载，也由此开启了南唐落幕前几年的衰败与沉沦，江河日下，宗庙将覆。
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韩熙载南渡三十余载，仕途坎坷，几度沉浮，一腔壮志，终究是无所伸展，转而纵情声色，不再过问政事。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偌大名声的那卷《韩熙载夜宴图》，也在这个时期，在顾闳中的手里绘成，提前问世。
或许是心中有愧，得知韩熙载的状况，李璟还特意赏了不少财物与他，并从唐宫挑选了几名美貌的宫娥，赐与韩府侍候韩熙载。并且，制止了江南士人对韩熙载的清算动作。如此，李璟心里大概能好受些。
不过，南唐最后的衰亡，李璟终究是看不到了，于乾祐十三年冬十一月在唐宫中病逝。于李璟而言，这或许也是种解脱，至少，亡国之君的名号不会落在他身上。
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群臣的拥立下，于当年成功继位，改名李煜，这位千古词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于李煜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幸事，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作为一名不合格的舵手，控制着一艘漏水的破船，在动荡中艰难前行。
相较于李璟，李煜上位后的处境，要更艰难些，对朝局的掌控，也要更弱些。朝政的混乱，民生的疾苦，情势更加恶劣。不过，他也做了几件事，比如秉持恭顺中原朝廷的政策，继位之初，便遣使上表。为了满足岁贡之输入，继续对百姓课以重税，使江南之民日益怨愤。
同时，也摒弃了那些掩耳盗铃的行为，完全以中原臣属、江南国主自居，一应礼制，皆降等遵行。李煜妄图通过这样的态度与行为，赢得朝廷的欢心，以免大国之师征伐。
当然，明白人都知道，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在乾祐十四年，刘承祐三十岁寿诞之时，曾降制，邀请江南国主李煜进京，再度被拒绝了。
李煜的理由，是他初继位，国内尚不安宁，不便擅离，只遣使携带重礼为刘承祐贺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敢，怕被扣留，李彝殷可是前车之鉴，因而冒着触怒汉帝的风险，拒绝了。
于李煜，于金陵而言，是知道国之将亡，而无可奈何。然若让其主动投降献地，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那选择。
年轻的江南国主，面对国家的危亡局面时，并没有奋发振作，难堪国事的糜烂，最终把军政交与大臣，而自处深宫，风花雪月。在位的这一年多以来，除了涉及大汉的事务之外，少有过问，而是整个人沉浸在艺术之中，缠绵于情爱之中，倒也留下了不少宫廷艳词。或许，只有大汉军队南下之时，能让他猛然惊醒……
帝位更易，改革派彻底消沉，而军事上，也再度遭受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鄂州节度使刘仁赡的病亡，一直以来，刘仁赡都是作为金陵上游的防御柱石而存在，他的病逝，使得江南少了一名统帅，少了一座干城。
江南将帅，本就青黄不接，到乾祐十五年，也只剩下一个林仁肇堪为可用之将。所幸，李煜听从了建议，把林仁肇自南昌府北调，把长江防线交给他。然而，汉师南下，又岂是区区一个林仁肇能顶用的。
相较于江南的风雨飘摇，南粤国这边，也不安宁。刘鋹荒淫残暴，巫宦弄权，政治黑暗混乱，百姓水深火热，怨愤之声载道盈野。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南粤国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里，不得不提汉粤两国之间的纷争。起初，刘鋹有称帝之心，受到了来自汉朝廷的严厉申饬与警告。
面对汉帝谕令的威胁，既然是少年意气，也是无知无畏，刘鋹大怒，不仅不顾劝阻，驱逐了朝廷使者，还就在乾祐十二年八月，在兴王府复辟，登基称帝，同时断绝与中原往来。
如此打脸中央的行为，自然惹得刘承祐大怒，直接下令，湖南汉军两路南下，讨伐南粤。一路以潘美为主将，领军一万，自全州南下，攻桂州；一路以曹彬为主将，发兵一万，自郴州南下，攻韶州。
从动员兵力来看，大汉并没有出到一分力，所动员的范围只在荆湖，仅仅打算教训一下南粤，并为之后收取岭南做准备。虽然恼怒于刘鋹的行为，但大汉朝廷仍保持着理智，刘承祐也克制着自己的怒意。
即便如此，潘美曹彬二人，也让南粤吃尽了苦头。粤国，也是可以武装起十万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差劲，但兵力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刘鋹无畏的底气吧。
面对汉师讨伐，粤国这边，自是强硬应对。其应对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汉军分两路来，他也分两路对付；其二，宦官领军；其三，急于求战，与汉军正面对敌。
为了对付汉军的侵略，刘鋹一共从各地调集了六万军队。桂州方面，连败四阵，韶州方面，连败三场。结果就是，西面丢了桂州，东面韶州倒是守住了，但连州被曹彬攻取，兵马伤亡近四万。
若非兵马不足，后继乏力，潘、曹二人，都能趁机灭了粤国。而潘美也趁机向朝廷上奏，言粤军孱弱，民心不依，请增兵灭之。当时，刘承祐还真是动心了的，不过综合考虑后，还是放弃了，而是回文让其就地休整，为他年计。以寡敌众，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而刘鋹这边，因为连番的败绩传来，算是被打醒了，惊惶之下，终于接受劝谏，修表遣使求和，同时迅速地自去帝号。
见其识趣，汉廷也同意了，不过加大了其岁贡额度，一直以来，相较于金陵，粤国的岁贡压力并不算大，此番算是给其一教训了。至于丢了的城池土地，则更没有归还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