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3节（2 / 2）

刘皇帝的那番强力敲打，还是很有效果的，卢多逊安分了许多，至少在开宝十三年的下半年，刘皇帝没有再听到卢多逊在赵普面前直眉瞪眼，吹胡子，敲桌子。

刘皇帝所言，赵普毕竟是朝廷首相，必要的尊重还是该有的，卢多逊显然听进去了，当然也不敢不听进去。

当卢多逊消停下来的时候，朝廷中枢，至少政事堂内，是和谐不少。以结果推论，卢多逊当真是朝廷纷争的一个起因。

而在由卢多逊主导的对淮东道布政使杨可法的调查，也无疾而终，从秋后候陟等一批扬州案主犯人员被问斩后，就彻底停了下来，当然，这也是卢多逊妥协的一种表现，完全不得人心的事，卢多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违背刘皇帝意志。

在这场赵卢之争中，明面上来看，卢多逊消沉了，赵普应该得意才是，但他根本得意不起来。

若说赵普没有借扬州案整治卢多逊的想法，刘皇帝是不信的，或许赵普自己都不信。自从他拜相以来，与他搭档的宰臣换了一批又一批，像宋琪、王溥乃至李业，都没有让赵普如此厌恶过，卢多逊这个人，性情自负高傲，作风也太刚硬，屡屡让赵普下不来台。

并且，野心也太过明显，敌意太过浓厚，觉得自己挤压了他的前程，一心想取自己而代之。凡事都可以忍让，但是涉及到政事堂的核心权力，那半点都不能退让的，此前的诸多容忍，也只是为爆发一日积累。

扬州案，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彻底拿捏的把柄，可以不停攻击的破绽。拿下区区一个扬州知府候陟，显然不是赵普的初衷，他的目标，是把卢多逊排挤出朝廷，甚至问罪都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他们在政事堂争斗，刘皇帝则在崇政殿观赏着，当裁判下场时，就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了。

从结果来看，经过扬州案一事，卢多逊威信大跌，朝中一片蜚短流长。但赵普还真就开心不起来，卢多逊虽然受了惩戒，又是降级，又是罚俸，但这都是无关痛痒的。

更过分的是，刘皇帝把都察院交给卢多逊分管，名誉受损的同时，实权却反而得到了增强，这如何能让赵普接受。

但是，心中再是不满，也不好表现出来，还得夸刘皇帝英明，还得笑眯眯地认下。当然，最让赵普忌惮的，还是刘皇帝的这种态度，这般扶持卢多逊，难保有朝一日，会真让卢多逊取代自己，简单地来看，左右不过是刘皇帝一句话的事情。

以赵普的精明，如何看不出刘皇帝用卢多逊制衡自己的用意，调其回中枢，就是为了让他与自己打对台的。

这并不足奇，但赵普难以释怀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卢多逊。宋琪、王溥他们多好，他们是君子，卢多逊可是个小人，小人也是最难防的。

此番卢多逊虽然吃了挂落，受了教训，有所消沉，但这种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反咬一口，以做报复。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而经此一事，卢多逊显然会更加难对付，这也是赵普最为郁闷的事情。

在赵普这样的心理下，朝廷平静的表面下，暗涌仍在悄然积聚，只待下一次的爆发，这本就是个循环往复的事情，只要卢多逊还在中枢，那就无可避免。

当然，换个人也一样，毕竟首相的位置只有一个，相权也是有限的，众臣分食，却又一个占大头，其他人都会想多占点，这是人性，也是政治。只不过，换个人，或许不会向卢多逊那般激进，激进到毫无掩饰。

后退一步的卢多逊，也只是暂时熄了与赵普正面相争的心思，但做事并没有停下来，得到分管都察院的职权后，便是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便对都察院上下进行整顿，罢黜了一批在他眼里“滥浮于事”的人，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在打击报复，因为其中有些人是进言非议过卢多逊的。

第二把火则是按照刘皇帝的意志，以扬州案为教训，在朝廷内外再次掀起一波吏治运动，大力打击贪腐枉法。

卢多逊是一点都不轻松的，同时，也通过在监察部司的工作，继续发扬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只不过，人是得罪了不少，当然，他也不怕得罪人，毕竟都向刘皇帝赌誓了，宁愿做孤臣，可不敢只嘴上说说。

边事不宁

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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