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6节（1 / 2）

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粮价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

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压力转移

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