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8节(2 / 2)
赵德芳表情严肃地静听着,不由道:“不是还有三叔吗?”
赵匡胤摇了摇头,再度叹息:“所忧者二,恰恰是你三叔。你三叔是有大志的,功名心重。论聪明才智,他远胜于我,若得机会,必然能成为留名青史的一代相臣。
但他心思太杂,又太汲汲于功名,虽然老谋深算,但近些年,却是越发急躁了。
今夜与他一番交谈,我更加担忧,以他如今的心态,面对眼下大汉的政治局势,很可能会跌跟头,甚至是万劫不复……
他主意坚定,我是劝不住了,也没法规劝,倘若有事,只怕你们兄弟也会受到牵连!
因此,你要记住,只要陛下在位一日,便要与你三叔,尽量保持距离,他的事,不要参与。
如此,即便有什么差池,我这辈子的打拼,或许还能保全你们兄弟……”
“你入仕也有些年头了,等我死了,找个机会,也外放为官吧,在地方上,也能远离朝廷的纷争,保全有用之身。还是那句话,陛下在一日,就不要回京……”
听赵匡胤这番不厌其烦,谆谆教诲,感其言语中的凄怆之意,不知觉间赵德芳已然泪流满面……
形形色色
朝廷从来都是是非之地,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始终不休。只不过,在这个权力场中,刘皇帝永远是核心,但政治重心却在时时变化,随着高官重臣的变迁抑或大政方针的变动而变化。
流言蜚语,往往是伴着政局变化最普遍也最廉价的东西,而在过去两月之间,朝廷内外的讨论主题毫无疑问是刘皇帝所提议的税制改革。
虽然刘皇帝是问题来源,但没人敢直接针对他,于是各种难辨真假的蜚短流长,便围绕在实际主持新制筹及各项推行准备工作上上的李昉。
而李昉,相比起其他角色,怎么看,都要好“欺负”些。更可喜的是,由李昉主持的新制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在犹犹豫豫总结旧制积弊的同时,对于新制的构建上迟钝滞后,如此值得攻击的地方就更多了,理由也更充分。
如果说刘皇帝强硬的意志,让人不敢直接对抗的话,那么通过针对执行者,便成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简单有效,进退自如。
而最为关键的是,到目前为止,李昉在改革上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疲于奔命,受困于争执与纠纷,有如泥足深陷,挣扎不已,又没足够的威望与过人的魄力去破局。
别的且不提,快两个月了,关于新税制的一些细则问题,仍在商讨,难下定论,研究详细、考虑全面是认真办事的态度,但过于重视一些细枝末节,而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推动改革进展,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与麻烦之中。
而当刘皇帝都表露出不满之时,那李昉所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历代政策改革的执行者,最顾忌的并不是来自里里外外的掣肘与对抗,而是来自皇权的支持。
而李昉的表现证明,他并非一个能够担当改革大任的人,而刘皇帝对他的态度同样表明,李昉或许也不是刘皇帝心中所属。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显了。
这不,又有一则消息从垂拱殿与政事堂开始传播开来,李相公又被陛下责斥了,原因在于新提交的一份财税新制筹议条疏。对于这份难产的奏疏,刘皇帝表现得十分不满,阅览过后,直接给了李昉四个字的评价,事倍功半。
事实上,对李昉不满的各类人中,并不全是基于反对税改的原因,相反是对李昉迟缓犹豫的动作感到失望。任何改革,都有保守派与激进派,税改也一样,实持反对意见的人颇多,但明面支持的人同样不少。
支持的人中,也是形形色色,来源不一,原因不一,并未成派别,但基本的政治态度同样保持一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唯刘皇帝命是从者,这些人几十年笼罩在刘皇帝的人权威之下,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几乎失去了个人的思想,习惯性地按照刘皇帝的想法来。
还有一部分,则属于大汉统治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不论勋贵还是官僚,总有一些人的见识超过阶级利益的限制,而谋求更高更有价值的需求。肉食者虽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为眼前蝇利所祸,而为了国家统治的延续,为了更长久的利益保证,也愿意做些妥协。
而在当下大汉朝廷的官僚之中,也有一大批起于微末,体察过地方民情,见识过民生疾苦的官员,他们更清楚如何通过减少对农民的压榨而靖安维稳,他们知道税改是延续统治生命力的做法。这些庶族官僚,虽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变了色,但依旧有有一批人,保持着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些人,也是改革除刘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撑力量。
另外则是,还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义与重要性的官员,他们乐意看到变革的发生,并积极参与进去,以趁机牟利。改革意味着改变,也往往体现出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于许多不甘现状的人而言,改变就意味着机会,不管是因势而动,还是浑水摸鱼,都需要一个变化的环境。
这样的人,或许谈不上唯恐天下不乱,但绝对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变。吏治运动,在清洗不法的同时,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权贵,税改亦然,这同样是个机会。改革容易出新贵,这其中的机遇可比平时苦熬政绩资历要大得多。
甚至于,有些人心明明对税制改革心怀疑虑,甚至排斥反对,但面上却显得格外积极,表现出十分强大的执行力,对于这些人而言,如何借机实现仕途上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政治理念什么的,没到一定地位毫无意义,至于利益,只要有官有权,什么都会有的……
而赵匡义,显然也属于这样的一类人。
最后还有一批选择坐观局势,左右摇摆,随时可以转变立场的人。事实上,很大一批人,对于改革并没有过于明确且激烈的反对态度,一是在于眼光的短浅,不论流言如何,在切身利益没得遭到侵害之前,是不会有什么过激反应的,实在没必要。
另一方面,则是大汉多年发展形成的一种政治规则,或者说习惯。在刘皇帝当国的这近四十年间,发起并落实的各项政策改革有数十起,每一起都会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但都一一落实了。
这其中,除了刘皇帝破除万阻,坚决推行之外,也因为刘皇帝的大部分改革,都表现得极有分寸,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改良,既然是改良,不论手段形式激烈与否,都难以掩饰住其中的妥协性,往往留有余地。
经历得多了,大伙也都习惯了,虽然此番税改从一开始都让人感觉别扭,但在没有具体方案出台,没有新政举措落实,没有真实效果的反馈之前,观望是不少人选择的态度。
税改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统归地税,再度加强朝廷对土地的控制,但是,这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这种最为敏感的问题“减租减税”总是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更容易接受。何况,即便通过税改,今后的地税如何收,收多少,都还未成定议,都是可争取的。
说到底,这仍旧是一场走温和改良路线的变,虽然触及了土地这种最关键的生产资料,但效果如何还需看后续的发展。
而李昉无法切实有效推动税改进程,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满,反对者就不多提了,支持者对其保守的做法不耐,而观望者也因为始终没个定论而感到不安,难得的,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厌的地步。
李沆
“太初,以你之见,李相所呈条制,有何疏漏,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东宫崇德殿内,太子刘旸翻看完由李昉牵头商讨出的新税初版,沉思良久,抬眼问候在殿下的中书舍人李沆。
虽然刘皇帝让刘旸不要参与此事,但也不是完全不过问,至少改革进展一直关注着,政事堂的诸多会议决策、商讨结果,也会给东宫一份通报。
此时,面对刘旸的问话,李沆端重的面庞间露出一抹认真的思索之色,而后禀道:“以臣愚见,条陈中对于耕地税入的各项规定与细节已然比较完善,然也过于着墨其上,导致忽视其他税务问题。
大汉税收的构成,并不仅限于土地产出,商税、关税的仍在逐年上涨,在朝廷税收份额中越占越大,是不容忽视的。
李相所提税法中,对土之贫富,地之多寡以及土地产出谷物缴税规定,足够详细,但也失之过于详细。过于繁琐,于官不便于施行,于民则不利于缴纳。
因此,臣以为税收计划绝不是越详细越好。对普天之下的纳税农民而言,税制规则越简单越好,需要做到让普通农户更容易理解,土地之外,一作物一税种,实无必要,甚至会给一些不法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上下其手的机会。
大汉土地,除水浇地旱地区别之外,另有山地丘陵,高原草场,除种植五谷时蔬之外,尚有丝麻棉茶,岂可一一分门别类地区别税收。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以土地为纳税依据,是最简便,最易理解,也方便落实执行,在此基础上的任何扩展都只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非粮作物,朝廷如欲加强控制,自可在后续的交易、售卖等流通过程中,进行税收,这可以通过朝廷商税体现。
≈lt;div style=≈ot;text-align:center;≈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