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节（2 / 2）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

收复

五四的这一个多月，国内的抗争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

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我观察并非如此，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数年之久，一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

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要是从当下着眼，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

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自己在成为“共和英雄”后，又对德宣战，并成为胜利国。去年一战刚结束，没开和会时，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万岁”的口号。

但他刚坐上云霄，还没缓过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

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

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

段祺瑞说：“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开玩笑！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要好！简直不辨是非！”

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

段祺瑞说：“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

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希望他们不要食言，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

段祺瑞说：“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曹汝霖已经认命了：“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总理以后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