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专家穿书了 第29（2 / 2）
楚砚溪在这个世界的“家”，位于厂区边缘一片低矮破旧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挤着她、一个沉默寡言、身上总带着机油味和烟味的父亲，以及一个身体孱弱、终日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母亲。
她的父亲楚建国，是红星厂的老钳工，八级工，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骄傲了一辈子。如今，这份骄傲在“下岗分流”的传闻面前，变得摇摇欲坠，化作了更深的沉默和偶尔酒后压抑的怒吼。
楚砚溪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昨晚，父母与她的对话。
饭桌上，父亲的眼神复杂，既有指望她稳住这个家的期盼，又有不愿她重复自己命运的无奈：“小溪啊，在车间机灵点，别学你爸，一辈子就会闷头干活。”
楚砚溪“嗯”了一声。
楚建国闷了一口廉价的散装白酒，声音沙哑：“现在这光景，老实人吃亏啊。”
楚砚溪的母亲王桂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添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绪：“你少说两句，让孩子安心吃饭。她爸，要不要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莫让他为难溪溪。”
这个画面告诉楚砚溪，她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家，但这个家现在因为下岗潮的冲击而愁云密布。
楚砚溪不动声色地睁开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集体宿舍狭小逼仄，放着四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墙壁上贴着过时的港台明星海报，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和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女工们大多面色憔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对生存的焦虑。
这是哪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又是谁？
楚砚溪一边思索，一边对照《破茧》那本书里的背景与情节，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对面下铺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稚嫩的姑娘，名叫阮小芬，顶多十八九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催缴通知”、“手术费”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来自本省最偏远的云岭山区，年仅十八岁时，便被父母以一百块钱彩礼的价格，嫁给了三十岁、有两个儿子的鳏夫阮大成，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又生养了阮小芬，却得不到半分尊重。阮大成霸道自大、吝啬自私，心里只有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对女儿阮小芬并不重视。
阮小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心想为母亲撑起一把保护伞，十六岁便通过招工考试进入红星纺织厂。
她只有高中学历，但手指异常灵巧，对纺织工艺有种近乎本能的领悟力，尤其擅长当时厂里赖以生存的高难度“雪纺缎”的织造。车间老师傅评价她“闷头干活，一把好手”，是少数能完全掌握从原料配比到织机参数调整全套诀窍的年轻工人之一。
然而，技术娴熟并未能让她在残酷的“下岗分流”中幸免。当第三批下岗名单即将公布的风声传来时，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彼时，阮小芬的母亲因肾衰竭，已由县医院转至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院方连续下达催缴医疗费通知。
根据事后对同宿舍女工的访谈笔录，那段时间的阮小芬“像丢了魂一样”，“整宿整宿睡不着，偷偷咬着被子哭”。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即将失业的恐惧，像两条绞索，勒得她喘不过气。恰在此时，一名开办乡镇织布厂的采购员，通过中间人私下找到她，许诺只要她能提供红星厂“雪纺缎”完整的工艺参数和操作诀窍，可一次性支付“信息费”三千元。
这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一边是重病垂危的母亲和濒临破碎的家庭，一边是明确的厂规和模糊的法律红线。在生存本能与道德律令的撕扯下，这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法律意识淡薄的年轻女工，最终走向了深渊。
卷宗记载，1998年10月23日晚，阮小芬利用夜班清点物料的机会，潜入技术科资料室，试图抄录关键参数时，被早已埋伏的厂保卫科人员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厂方初步定性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核心技术秘密”，并考虑以“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公安机关。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昔日沉默寡言的“技术能手”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工业间谍”。
在拘留审查期间，阮小芬在厂保卫科隔离室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据当时看守人员回忆，她“没有哭喊，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神像死了一样”。次日凌晨，她利用上厕所的间隙，挣脱看管，爬上了厂区那座高达三十五米的废弃水塔。
清晨，有早起的工人发现她站在塔顶边缘，单薄的工作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有人惊呼，有人试图劝说，但一切都太晚了。在闻讯赶来的厂领导和保卫干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没多久的姑娘，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纵身跃下。
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手腕内侧有数道深浅不一的陈旧性划痕。法医推断，其生前长期处于极度抑郁和焦虑状态。
阮小芬案，最终以“意外坠落”草草结案，未追究任何人的管理责任。它如同投入湖面的一粒小石子，仅在红星厂泛起几圈涟漪，便迅速湮灭在更大的下岗潮喧嚣中。没有人记得，她曾用那双灵巧的手，织出过全厂最漂亮的雪纺缎。
这段文字，曾经让楚砚溪久久无语。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阮小芬这一个女工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可是书中作者却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并在故事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
——阮小芬之死，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普通人遇到时代巨大变革，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宿舍那扇吱呀作响、漆皮脱落的木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不新、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利落短发、面容清俊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大家静一静，”男人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试图安抚人心的努力，但掩不住一丝疲惫，“厂工会要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与家庭情况，请大家到我这里登记一下。”
楚砚溪的目光与他在空中相遇。
陆哲，厂工会的干事。
两人的视线一触即分，但都辨认出了对方。陆哲眼中闪过一丝欣喜，那是异乡遇故知的愉悦；楚砚溪那双略带些冷灰色的眸子也亮了亮，厂工会干事？陆哲这个身份挺有用。
陆哲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整个宿舍，开始挨个询问女工们的情况。
大家都听说第三批下岗名单要公示，此刻工会干事过来询问，多半就是因为这份名单。女工们一个个心中忐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始叽叽喳喳地诉说着自己的困难——有的刚刚怀孕，有的家中幼儿尚小，还有的父母体弱、弟妹上学急需钱。
为了不下岗，谁也不肯谦让。说着说着，几个口齿伶俐的便吵了起来。
“哪个女人不怀孕？怀孕了正好下岗休息呗。”
“你们好歹还有男人养着，我孤家寡人一个，要是下岗了可怎么活啊～”
“陆干事，你一定要向领导反映一下我的情况，照顾照顾我啊。我家里两个孩子，婆婆慢性病天天要吃药，如果我下岗的话，一家老小哪里还有指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