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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脆弱的平衡，随着汉人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张，迅速被打破了。汉夷之间，最根本的矛盾，还在于生存空间上的冲突，随着汉军、汉民、汉商的大量涌入，对于当地原始状态的冲击是显著的，也从根本上侵占着他们生存的土壤。

安东地区这大大小小的部族土著，不是没有被外来者征服过，而千百年来，本就处于一种崛起与衰落、吞并与被吞并、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中。

最近的一次，还是契丹辽国，但是，在契丹人的统治下，他们还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那白山黑水、山野密林仍旧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族地。

但是这些汉人，明显不一样，张着饕餮巨口，挥舞着钢刀獠牙，却是要彻底消灭他们，不只侵占他们的土地，毁坏他们的家园，还要奴役他们的部民。

毫无疑问，安东地区的捕奴行为，是滋生仇恨、激化矛盾冲突的做法，但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显然不可能伴随着和平和谐，必须辅以铁血手段，给其他民族带去的，也往往是灾难与破坏，哪怕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民，到了安东，也同样变得贪婪与残暴，这是生存与毁灭的较量。

或是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抗争，当地的蛮夷部民的侵扰也就没断过。汉军不敢去招惹，那就只有对付汉民、汉商了。

而事实上，即便没有其他原因，蛮夷对汉民的侵扰，还是会照常进行，毕竟，这些汉人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粮食、布匹、盐铁、茶酒，这些都是那些挣扎在山野间的蛮夷永远稀缺的生存资源，为了生存，烧杀抢掠什么的，也属平常。

到了开宝十六年的时候，迫于越来越频繁的蛮夷土著袭扰，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商汉民遭受损失，安东都督府再度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行动。

这一次的进剿，不只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也更加深入了，按照都督府的计划，是要深入山林去讨伐，坚决彻底地消灭那些烦不胜烦的蛮夷土著，以恢复安东的正常秩序，保障官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然，作为进剿的主力，汉军将士的性命安危还是金贵的，都督府（主要是高怀德）也舍不得让大汉的儿郎们深入形势复杂危险的山野密林，在蛮夷的主场同他们作战。

因此，仆从炮灰的部卒再度派上了用场。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对大汉的统治，有反抗的，就必定有顺从的，不管是辽东，还是安东，其辖下都有大量依附朝廷生存的部族，比如以完颜、达卢古等为代表女真诸部。

而征发作战，也是这些部族依靠大汉生存的方式，对于开宝十六年的大扫荡、大清剿，安东都督府直接许诺，所有的战利品，都归出击部族所有，并且在后方的城镇设立一些临时榷场，专门供他们与汉商交易消化战力品。

同时，参与扫荡作战的炮灰部卒，还能得到都督府的作战赏钱以及武器、军需的供应，对很多部民来说，为汉军作战，至少可以顿顿吃饱饭了，还能有新衣新鞋新武器使用。而出人的部族，同样能得到都督府给予的好处，尤其是各类物资的交易特许。

以利诱之，以夷制夷，这样的策略，刘煦在安东玩得很熟练，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刘皇帝的影响。

因此，在开宝十六年的安东大剿贼中，战事的发展是这样的，仆从的部卒们负责探路、进攻，脏活、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仆从军队，而大汉军队则从后掩进策应，进行保底，干些收尾活，甚至连收尾都不做，只是押阵，近乎看戏。

而在进剿的后方，在那一座座临时榷场，则呈现出一种战争繁荣的状态。每逢作战任务结束，仆从部卒们也带着他们缴获的战利品，与聚集的汉商们交易，换取盐、茶、酒、布匹等物资，乃至汉人通用的铜钱。

而其中最具价值的，显然是那些俘虏，不论是青壮蛮民，还是妇女儿童，都是抢手货。那些汉人贵族、商贾乃至普通的汉民，都很感兴趣，也愿意花钱出物资购买。

经过几年的发展，不只是那些前来安东的勋贵子弟抑或商贾在买人，就是那些武装汉民，也参与其中，也在扩大自家的垦殖范围与规模，仅靠自己种地，太辛苦，收获也太慢太少，增加劳力是最有效的办法。

道德在安东这片土地上仍旧存在，但针对的，只是同种同族的汉民。

事实上，到开宝十七年之时，已经不能说安东缺人了，相比于青壮劳力，女人才是更为稀缺的，甚至于在市场上，一个适龄的女人价格比青壮劳力还高。

东亚海盗的兴起

安东的开发，基本是沿鸭子河流域展开的，但是主要集中在西部以绥化城（哈尔滨）为中心的平原地区，也是安东开拓的大汉官民商人的主要汇聚处。

东南方向，还特别设立率宾府，不过由于陆上交通的艰难复杂，汉民汉商的通行也主要通过海路，率宾府这几年的发展，海商的作用很大。

当然，不是因为率宾府有多么大的经济利益，而在于对高丽、日本商路、航道的拓展，东海水师甚至派了一支小舰队，常驻率宾府。

而如今的东北亚海域，毫无疑问，是大汉的后花园，水军、官商民船，任意通行，无所忌惮。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什么势力能对此发表什么异议，航线上唯二的两个独立国家，高丽国已经被“制裁”怕了，如今乖巧地不得了，温顺地像只小猫，尤其在王伷继位后，对东京的态度就更加卑躬屈膝了。

在东京的荒唐太子，成为高丽国王之后，除了私生活依旧荒唐之外，大是大非上，倒是很有大局观的，那就是一味地舔汉、顺汉。

王伷当国王的这些年，除了在开州建设他的“朝鲜开京”之外，主要精力都放在维护汉丽关系，对东京几乎是三月一小贡，半年一大贡。

汉商前来，双手欢迎，给予优待，汉军前来，大开港口，供吃供喝，还能举办一些联谊活动，把高丽的美女奉敬陪床。

至于日本，素来是识时务的，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领海概念，当然对大汉而言，军官商民船所能抵达的地方，都是大汉的势力范围。

而东北亚海上贸易兴起，可不只是汉商的功劳，高丽、日本的商人也同样参与其中，只是不如汉商那么趾高气扬，那么任意自在罢了。

这些年，三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为紧密的了，今后可能会更加紧密，毕竟在这东北亚地区，就这么三个国家，大汉是巨无霸，哪怕蛰伏，也是镇压一切的存在，高丽、日本两个小弟，也只能瑟瑟发抖，曲意逢迎。

海上贸易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与新的海上活动，俗称海盗。不得不说，最初的海盗行径，有一部分大汉水师的私下行动，趁着执行任务，或者出海训练的机会，打劫过往商船，当然一开始是针对外来船只，尤其是汉丽交恶那段那时间的大肆劫掠，更是毫无底线可言。

见有利可图，后来是干脆连汉人商船也抢，被捅到朝廷之后，刘皇帝“震怒”，责了枢密院、郭廷渭一个治军不严的罪，责令整改，处置了一批水军军官，这股由水军带起来的掠夺风气，才有所整改。

而事实上，水师抢掠所得的财货，朝廷也是分了一杯羹的，只是实在不好拿到台面上来讲罢了。

朝廷之所以及时叫停整改，也是因为，这样的行径实在不合国格，影响也实在恶劣，当然最为关键的则是，对海上贸易造成了严重遏制与伤害，这是不符合朝廷利益的。

于是，官方的打劫行为结束了，但民间海盗却日渐猖獗，大汉水师也从抢劫者变成了保卫者，开始着力打击南北航线上的海盗。

既为了护卫航线，保障海上贸易的安全，也作训练，同时，打击海盗也是和平时期大汉水军立功升职的机会了。另外，水军也明白过来一点，剿灭海盗，也是个获利的途径，既有军工拿，同样有丰厚的战利品。

不过，那万里海疆，以及更加漫长复杂的海上商道，也不是大汉那七万人的水军所能兼顾的，海域太辽阔了，可以躲藏的地方也太多了，海盗根本是剿之不尽，灭之不绝的，只要海上贸易还在进行，只要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只仍在通行。

而在东亚海域上活跃的海盗，毫无疑问，也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大汉、高丽、日本。大汉这边的海商，有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海盗，有的在贸易中血本无归的，就干脆带着自己的船干起了打劫的行当。

至于高丽、日本，其国内穷苦人口就更多了，干起无本买卖更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只不过，各国的海盗，似乎达成了一定默契，各有“势力范围”。

大汉的海盗，大多活跃于东南以及南洋，高丽、日本海盗则在东北亚海域间活动。不过，近两年来，来自日本的一些倭寇，也开始向南洋拓展了，甚至造成了海盗之间的冲突与厮杀。

出身大汉的海盗，大多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自诩义盗，秉持一个劫而不杀的原则，绝大多数情况下，进行打劫活动时，都是劫而不杀。

聪明的盗贼，从来都不会赶尽杀绝，来自大汉的海盗们，对竭泽而渔这四个字，也有最为基本最朴素的认知。如非必要，或者被激怒，都尽量避免杀人，毕竟，劫船加上杀人，是足以引起大汉水军穷追猛打的。

很多时候，目标商船只要给足过路费，就能顺利放行通航，毕竟对于海盗而言，抢夺货物还要一个销售变现的流程，还不如收取现钱。

当然，在大汉的一些港口，尤其是流求、安南的一些商港，也活跃着一些商人，专门负责处理一些来路不明的货物。

产业链、利益链，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甚至于，对大汉的水军来讲，海盗的兴起，也不能算是坏事，否则如何体现他们存在的价值。

过去，朝廷内部也总有人提出，要削减水军，大汉毕竟是大陆权帝国，在很多朝臣看来，维持七万水军，以及数百条战船，实在没有必要，每年还有那么多人员、训练、船只的花费，这可比养马步军贵多了。